乡土，充满着泥土味道的两个字，合在一起便有踏实之感。这也许是深藏在中华民族后代基因里的一种流传，发扬于长江、黄河两河流域的民族与游牧民族或者海洋文明的民族不同，我们的祖先，曾经固守住一片肥沃的土地，狠狠扎根，茁壮发芽。也许，第一代人学会了播种，第二代人学会了灌溉，第三代人学会了驯畜……一代又一代，从着老祖宗留下来的经验教训里，北方人吃着麦、南方人吃着米，一茬茬的长起来。乡土一词，与中国搭配在一起读出来，合该在眼前浮现出一座座炊烟袅袅的村庄，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中也会有一千个属于自己的乡土记忆。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经历过旧中国的战火纷飞，经历过新中国的神奇蜕变，而在这样剧烈动荡着的社会结构变革里，他将眼光聚焦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一个似乎结构变化有些迟钝的地方。学者，特别是做社会研究的学者，实地调研是他们开展学问的有力工具。不过，费孝通的研究过程有些悲壮。1935年暑假，他和妻子王同惠一同到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那个年代的广西，应该是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和危险的，两个学者在迷失方向里遭遇不幸事故，费孝通负伤，妻子单独去觅援却溺水身亡。二十五岁的费孝通，在悲痛里，于医院的病床上将二人前期的成果编写成《花篮瑶社会组织》，将一个自然而又平和乡村社区呈现在世人眼前。在此，感谢与悼念那些为研究而付出巨大牺牲的先辈们。

对于村庄里种地的人来说，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就像书中所言：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如果说，我们心智未开的鸿蒙时期算是纯粹的以生物意义存在着的“生物人”，那么，长期的在固定的地区生活的生物人，必将会逐渐被地理环境和居住风格影响，依着不同的生存环境发展出不同风格的人物气质与社会关系，变成可以被从社会学上划分的“社会人”。以美国作比，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有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而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大多数的农民都是聚村而居。聚居而成社会，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以术语来讲，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从生物角度来看，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且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油然而生的亲密感觉，叫做“熟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无亲密感觉的要依靠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而在乡土社会里最常听到的“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不是见外了么？”诸如此类，在现代社会却是罕见，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人际关系和连结脆弱而单薄，所以才发生了法律，需要白纸黑字、签字画押以弥补无亲密感觉而生的不信任。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土气”“愚”“文盲”，这些词语想必能在诸君眼前投射出一个行动迟钝的农村“土包子”形象。然而，土气确实可以承认，且并非暗含贬义之词，但“愚”与“文盲”作为农村人的标签，实在是太过委屈他们。在城市里，城市人调侃农村人“老坎儿进城”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在乡村里，城市人分不清玉米和麦子的样子又何尝不是如此。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但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了解程度是浅薄的，无论是华丽的词藻还是艰涩的文字，都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而非唯一工具。在乡土熟人社会里，他们不必多说些什么，自有代代相传的耕种甚至医疗技巧，自有因熟悉感而能“眉目传情”，这种直接的情绪上的相通充分说明文字的苍白无力，文字作为一种工具自然在乡下变得不具实用价值，就像锄头砍刀在你我家中光滑的大理石瓷砖上无用一样。

在一个村庄里，由于世代定居，不断繁衍出一个大家族。世代定居又使得“家”成为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在村里，我见过许多年纪四十以上的夫妻，彼此之间没有什么交流，只是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俗称“搭伙过日子”。现代生活里所谓的罗曼蒂克在这里溅不起一点水花。这样的配轴，虽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这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结果。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不肯像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圜局中养成的性格。其实，这种感情的淡漠，也是维持固定的社会关系所必须的前提。就人的感情波动来说，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以体味人生为生而为人的证据。感情的激动会改变原有的关系，而在这样的一个“礼俗”社会里，需要的是绵延稳定，不需要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种礼俗社会的稳定，若非老子所期待的“老死不相往来”的迷你社会，也需依靠治理，也就是所谓的“礼治”。这里需要说明，礼治社会并非文质彬彬，礼并不带有“文明”“慈善”“和煦”等如沐春风等意思，礼也可以杀人。譬如在旧小说里读到的浸猪笼，以现代标准去看礼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是，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所谓“偏方治大病”，是先人以身试之得以总结出的妙方，这类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我们说“灵验”，就是说含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在后面。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也就渐渐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这是中国从古至今一种无形却强大的力量，是渊渊历史长河里不断裹挟而下的实践成果。凡事长在这片土地上，被两条河流滋养的华夏儿女，都受同一种社会道德教育，也享同一种经验成果带来的好处。于是一种对此社会风俗的认同感，一种面对未知面对难题时被先人智慧轻松破解的崇拜感信服感便因此油然而生。只要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这些线索便能一代代串下去，愿意或者不愿意，我们都被吸附在绳索周围。

对于中国来说，无论城市发展有多快，农村似乎都是一个值得花精力去研究的地方。我们从这里走出来，我们借助这里取得胜利，我们在遇到危机时可以借助这里软着陆。农村就像一个默默被索取精神与力量的老母亲，哺育着这个新时代的茁壮青年不断长大。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这里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如今我在这里，也能在脚踩泥土时汲取到这难以名状的滋养，我想，这也许就是世代流传的坚韧朴实，纯粹单纯的力量吧。